接受调查的4000多名留守儿童中，有近一半遭遇过意外伤害，留守儿童获得的家庭支持弱化。这是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中披露的信息。
该调查走访了湖南、江西、贵州等6个劳务输出大省（市）的12个县（市、区），调查了四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4533人、非留守儿童2731人，以及部分教师和校长。
调查显示，留守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我国留守儿童的统计口径、最新数据，目前尚无官方说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有关留守儿童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
6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等机构举办的“留守儿童困境如何破解”的研讨会上，相关研究者对谁来照顾和如何照顾如此庞大的人群展开讨论。
留守儿童出现的背后是乡村衰败
从2004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叶敬忠分析，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外出务工挣钱，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长期以来遵循的发展路径是‘一切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这一路径的表现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比如，过去乡村可以通过互惠、邻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务，现在基本都已经商业化。另外，强调城市化和工业化，当然就需要把更多人从农村抽离出来，加入到现代化进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产饱和，就鼓励在外打工者用十几年甚至毕生的积蓄到城镇购买住房，因此造成了乡村的凋敝、衰败以及迅速的空心化。”叶敬忠说。
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影响是巨大的，留守儿童小小年纪不得不奔波于学校与村庄之间，或寄宿于学校之中。
学校对乡村的作用是巨大的：学生的存在带动了社区中成人之间的交流；家长之间、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不仅帮助儿童健康成长，也促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整合。而现在的村庄，学校没有了，学校里的“先生”没有了，“学生”没有了。
在叶敬忠看来，目前乡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没有学校、没有年轻人、没有活力的村庄里，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可想而知。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更需要关注
“我最担心的是6000万名留守儿童中的205万名独居儿童。他们随时可能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公益组织北京歌路营总干事杜爽说。北京歌路营常年在一线对留守儿童和寄宿生进行心理干预服务，杜爽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有着18年青少年心理工作经验。
“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普遍非常差。”杜爽说，“这个庞大群体对于心理咨询的普遍性刚需得不到满足，简单说原因就是，政府没有经验和好的解决方案，社会体系不足以支撑，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有很多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不过，在歌路营的实践中，杜爽也认识到，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需要关注，“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本身就非常需要关怀”。
在工作和生活中，乡村教师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压力，“当我们试图通过他们去影响孩子，把一些心理工作、社会工作的方法教给他们时，往往很不顺利，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大部分农村中小学老师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心理训练，给老师们进行相关培训时，老师们希望的就是得到一个好方法，在遇到孩子的各种问题时，最好说两句就管用，但是做学生心理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
心理辅导工作的专业性非常高，培训成本高、时间长。而大多数来自城市的心理工作者和农村孩子的交流又存在很多障碍，“能起到的效果也有限”。
在杜爽的调研中，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心理咨询老师。即便设有心理咨询室，门常常也是锁着的。况且，“老师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
在一次农村调研中，晚上熄灯之前杜爽听到楼下传来“啪”的一声，接着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哭着跑了上来。原来，她的热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去清理现场，之后也没再过问小女孩。“我对此也表示理解，毕竟一个生活老师管着一百多学生，她首先考虑的是不要让碎片伤到其他人。”
杜爽来到小女孩的宿舍，发现她还在哭泣，杜爽询问她：“是受伤了吗？”小女孩摇头。“是担心晚上没有热水用吗？”小女孩仍旧摇头。“你在担心什么呢？”杜爽继续问。
终于，小女孩说出了她的担心，“害怕妈妈回去打我。”杜爽继续安慰她，并在之后建议学校致电小女孩母亲，不用对她太过苛责。
“农村的老师往往没有能力和水平去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甚至忽略这些心理问题。”杜爽介绍，在调研中她曾经询问寄宿制老师，“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师回答：“没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老师普遍认为，“无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农村的老师也是无助的。”杜爽说，在很多农村学校中，老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有多少时间步行几小时前往孩子们的家？按常规方法培养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成本很高，农村学校往往无力承担。
照顾留守儿童不能淡化家庭责任
叶敬忠认为，留守儿童最起码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护，这是最基本的条件。社区和学校等组织可以做一些关心行为，但把这一问题完全交给家庭之外的组织，目前看也不太现实。
基金会中心网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范艳春认为，一些留守儿童身上发生的极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丧失，服务留守儿童不能绕开“家庭”这个核心问题。
叶敬忠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创造条件，让学校和社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家庭层面看，首先要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宣传。父母对孩子的关心肯定超过任何人，但是他们未必能够完全认识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更需要父母的温暖，哪怕是日常的嘘寒问暖。有的父母甚至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出来挣钱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还想怎么样？”
叶敬忠建议，应当鼓励家庭做好外出后对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亲朋照顾。对于外出的父母，务工单位可以允许并鼓励他们时不时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会更好。对留守人群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
对于地方村干部、学校等，怎么让他们更多去关心留守儿童，也可能涉及业绩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机制。
“调研过程中，曾有老师说，‘我们也希望能关心这些孩子，但是平时的绩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试成绩等方面，这些事情最终只能靠教师的认识和觉悟’。”叶敬忠说。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较好地实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但实践中，落实得不好。”他举例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了对于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强制报告制度”，即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在基层落实得怎样？“发现未成年人得监护权被侵害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发现以后谁来报告，报告后谁来处理，基层的村委会、民政、公安等各个部门如何做到有效运转，无缝衔接，我在基层调研儿童保护情况时，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来做这些事。”佟丽华认为，在一些留守儿童发生的极端案例中，一些失职监护人的责任同样不容忽视，“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可以随便放弃的权利，没有能力履行监护责任的情况有，但是有监护能力不去尽职尽责，依据现有法律制度，是可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的。”（本报北京6月16日电记者王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