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两会关于农民工代表热点提案,两会农民工话题
编者按
简单地说，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1年的51%，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中国有2.6亿农民工，他们离别故乡追寻梦想，投奔到陌生的城镇辛勤劳作，他们的愿望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过上跟城镇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
虽然打工者们已将生活工作的城镇看成了自己的“家”，但城镇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容纳他们，在平等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上，尚有许多阻碍。
因而，他们寄希望于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尤其是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代表们也不负所望，拿出“让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强化‘五险一金’”、“降低打工子弟读书成本”等建议、议案和提案，回应广大农民工朋友的期待。
总之，城镇化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只有让全社会成员共享，才能兑现普惠全民的初衷。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在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社会位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民革中央监督委员会副主任陈清华委员呼吁，消除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让其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陈清华委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没有务农的技能，也没有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
“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后果将是严重的。”陈清华委员说，“民工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了解，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重点地区的用工缺口已近10%，甚至连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农民工城市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并整体上出现了多样化、群体化和职业化等特征。
为此，陈清华委员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加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进一步探索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同时，完善农民工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新生代农民工中就业稳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应比照城市居民收入标准，提供廉租房等各类保障住房，并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逐步建立以低端市场租赁房为重点，以保障性住房为补充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
“在土地供应和城市规划方面为农民工预留空间，建立农民工城市住房专项资金和适宜的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陈清华委员说。
技能决定着农民工是否能够融入企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骨干。陈清华委员建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农民工子弟拥有一技之长，同时做好农民工“转移前”、“就业中”的技能和法律培训。这种培训对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种自身的职业规划，能让他们获得更高报酬，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和行业中稳定下来。
陈清华委员强调，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是维护农民工权益，让他们在城市中受尊重的关键。为此，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劳动合同的各环节，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真正感到被城市接纳。（郑莉）
在今年两会上，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得到众多代表委员的关注。
驻滇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阮永川建议政府能从政策上降低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的门槛与成本，真正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刘丽和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周振波的心愿。
刘丽说，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子女因不能随迁户口，读书难且贵，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享受优质教育。建议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受户籍限制，像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就近入学，享受同等条件的教育，减少留守儿童及春运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周振波代表在上海打工，他表扬上海在义务教育方面做得很好，农民工子女几乎与城市里的学生享受同等教育。
由于打工子弟数量巨大，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整体上还有很大差距。
周振波说：“3月5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较大的改善。”（孙喜保）
穿西装、用智能手机上网、受过高等教育、有不错的收入，驻滇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阮永川全面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农民工”的形象。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阮永川同单位里的进城务工人员交流时，大家共同关注农民工养老的问题。
此次会议，他带来的议案是关注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比如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养老金，给农民工以更多的养老保障。“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农民工，现在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如何安度晚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阮永川说。
“现在农民工养老政策是每年缴纳100元、200元、500元不等的保险费，在连续缴纳15年后，政府每个月会返还最多70元的养老金。”阮永川说，“每个月70元怎么够用？现在的物价高，靠这点钱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
阮永川出生在云南宣威农村，1993年考入土木工程大专，1996年毕业后到昆明打工。在昆明闯荡十几年，阮永川先后换了7家企业，虽然位居中层，他仍将根扎在农村。他说：“我的家安在农村，我是一个农民工。”（孙喜保）
今年两会上，来自福建的农民工人大代表谢利英带来强化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建议。
谢利英说，首先，各级党委、政府应将辖区内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工作作为考核下级党政主要领导人业绩的重要内容，促进这项工作推行的力度。
其次，从国家层面出台关于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补充规定，着重在制度设计、城乡衔接和可携带性方面出台相应政策、建立相关制度。
第三，国务院相关部委要加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监督检查，要求各地制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具体措施，加强对辖区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的劳动关系监管，重点解决农民工“五险一金”缺失的社会保障问题。依法严肃查处不履行农民工“五险一金”工作的行为，依法为农民工办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女职工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孙喜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