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一句“高校校长还有副部级吗？”不免令人莞尔一笑。有网友透露，某校长仿佛生怕世人不知其级别，在名字或校长后括号（副部级）。此事真伪待证，但我国确有为数不少的副部级校长以及多如牛毛的正厅级校长。有数据称，我国有33所副部级重点大学，其中的代表包括北大、清华、人大等等。
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员呢？有人也许会问。他们亦学亦官，亦商，可称他们为学官，不少大学校长直接从行政官员转任，他们能不是官员吗？
其实，高校去行政化早已是大众共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6年前，中央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指出，各大高校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遗憾的是，尽管众望所归，但坊间的感受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高校去行政化进程显然与公众预期相距甚远。
如今，人社部再次吹响去行政化号角，再次带给公众浪漫憧憬，但是，去行政化何其难矣，且不说会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必然阻力重重。即便按人社部设想，全面取消高校的编制，也让人担心，单纯拿编制开刀，行政化是否还在？如果校长依然权力通吃，如果教授治校仍是中看不中用的画饼，如果资源分配仍然以价格为准，取消编制又有何可狂欢？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我们不妨有两个小期待。一是还原高校纯粹的学府定位，还原校长的身份意识。高校毕竟不是官场，官场的那一套别用在学校里，而一校之长也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唯我独尊。
这就不能不提梅贻琦。一说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名言，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梅贻琦还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前一句话，是说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后一句话，是说校长如何对待教授、对待大师。试问，校长有多少校长愿意给教授“搬凳子”？我们倒知道，有的处长像训孙子似的训教授，真是本末倒置。
二是高校的各级行政人员也别拿自己当回事。时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先生，以改革著称，他也感叹“去行政化”太难。一个例证是，他和同事们在招聘南科大管理人员时，有一个在另一所高校工作过的小伙子来应聘，一上来就说，“我已经是科级了，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就算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我至少也得是副职部门负责人”。朱清时就跟他说，现在没有这些位置了，你这么聪明，南科大需要你，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会有晋升的机会。当时，对方没有马上决定，朱清时本以为他会来，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南科大。如此言行，或非孤例，我们还指责这个年轻人吗？
北京一所名校的时任校长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原因是，“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显然，如果不改变通行于世的官本位，高校单兵作战，恐怕性质不远，也意义不大。
不管怎么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高校需要教育家，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温总理说过，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毋庸讳言，我国大学不缺校长，缺的是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为此，期待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不仅加速，更应彻底。改革名副其实，才能不负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