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规划时，与过去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过去的思路从赶超、四个现代化与出口导向战略，多是立足国内谈国际，现在的视野则是立足于全球，把国内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考虑，全球治理的概念跃然纸上。曹和平教授为何称其为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且看具体分析。
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各界都在谈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个人有一个体会，我把它叫做“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为什么提出这个题目呢?我发现在这一次五年规划的制定中，国际问题、全球治理，包括我们国家周边经济的发展都成为五年规划制定的一个内生变量。
为什么称之为内生变量呢?过去，我们发展经济的时候都是立足于国内主体经营的内在动力学结构来制定我们的规划。我们看世界的时候，其实是立足于我们的本身，把其余的世界当作周边国家和周边经济，这就有了国内外之说。但是，这一次我发现五年规划与以往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一带一路”基金等平台和金融机构的建设，包括“一带一路”覆盖的亚欧板块，都在国际视野里面，就像是站在地球仪对面来思索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发展的前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全球政治、经济，包括军事和一些热点地区的战略，都进入这个五年规划里来了。所以，我专门抽出了五年规划里关于国际视野这个问题作为专题和大家一块来讨论。
我大概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我把解放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节点以及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方法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二，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换句话说，我认为这次的五年规划体现了全方位的国际视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来批评。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百年”时五年规划执行的展望。“十三五”规划成功执行完的时候，恰好是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献了一份厚礼，所以这个想法也是促使我展望一下2020年以后整个经济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思路变迁
我们用从现在向前倒推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间，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时，经常碰到一个躲不开的问题，那就是要从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向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换的问题。那换句话说，过去几年来，我们思考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主要是放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那么，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这种经济模式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们再向前看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那个时候制成品、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那么，短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无是处呢?不是!当时我们的加工制造能力特别巨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加工制造能力过剩，每年开工率只有1/3左右。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是装备制造和装备制造以前的重工制造能力过剩，但日用品比较贫乏。当时人们想能不能通过投资日用制造、配方生产，使满足民生需求的产业群增加，使国民经济平衡能够在产能过剩和日用品稀缺方面得到一个校正。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要完成这个投资的时候，就需要投资的资本金。但是当时我国国内资本金短缺，我们要购买国内所没有的设备和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就需要通过出口换回外汇来购买海外的设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基于当时想均衡重工、重化工、重制造偏向的国民经济体系结构。
再向前看，80年代国民经济一轻一重，来源于早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即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和科技的现代化。由于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比较恶劣，国防现代化、重工重化工的进步、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内循环应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处于优先级的发展位置。在相对于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体系里边，国防和重工放在了前边。所以，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是在“四个现代化”执行了10多年以后出现的一个校正。
那“四个现代化”是哪儿来的?年龄大的同志都记得，我们在1950年代叫超英赶美、“钢铁元帅升帐”。换句话说，1950年代，我们国家的战略是赶超战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经济之前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前是赶超发达经济的战略。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钢铁元帅升帐”，在钢铁总量上超过英国、追赶美国，就是现代化的全部，或者说认为“钢铁元帅升帐”以后，其他的排兵布阵都会走上良性循环。为什么50年代的国家规划制定把主要的关注力量放在了赶超呢?大家可以想象，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我们的飞机、大炮、钢铁、道路、桥梁的建设和产能和美国相比，严重不足，所以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弥补了我们国民经济体系钢铁短缺的现状。这种代价是需要通过国民经济增长来改进的或者来补偿的。原来赶超战略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从朝鲜战场再向前走。我们会发现，其实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船坚炮利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工业落后，船不坚，炮不利，落后挨打。我们国家的五年规划战略，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过去30年、过去50年、过去150年，甚至于是1840年以来落后挨打、国民经济体系急需完善的历史逻辑而来的。这一次制定五年计划的思路的变迁，我个人认为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中。
我们回顾五年规划思路的变化之后，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是制造大国了，资本金也相对充裕。那么，在战略上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再面向未来进行思考。
第一，我们国家生产了大约8.2亿吨钢，而全世界的钢产量还不到15亿吨。那你问一下，我们的钢铁既然在世界上份额这么大，有定价的话语权吗?你会发现：没有!我们记得在前几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生产商一年之内把铁矿石的价格提高了51%，我们国内的成本飙升，而粗钢的价格在下降，生产厂商哇哇叫，但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是生产大国了，也是制造大国了，但我们没有定价权。为什么没有定价权呢?因为定价的权力不在中国。早年“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我们都完成了，但我们发现并没有达到总量成长世界第一的同时完成价值获得也是世界第一的设想。看来国际化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二，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越过10万亿美元的大关，与美国相比，我觉得总量增长就是一个5-10年左右的窗口期，不是我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大，就是美国比我们的大。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大好的增长时期里，突然前两年，东海问题困扰着我们，南海问题困扰着我们，而且中亚、乌克兰问题，也困扰着我们国家西北边界的发展友好的大环境。换句话说，在经济高速成长需要一个友好周边的大环境的时候，我们竟然在几个方向出现国际大环境恶化的压力，这说明全球的问题对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恐怕变得和国内问题同样重要。
第三，我国最近一直在想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边的投票份额，我们也希望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中去。你会发现，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加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全球贸易结算和中央清算组织里去呢?因为那是制定货币规则的所在地。如果一个大国要崛起的话，当你不断地逼近你的梦想，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之后，你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路要走，而“百里九十半”，虽然我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更多。除了东海、南海的问题，其他周边问题，还有政治、军事、睦邻、国际关系等非经济的因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是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问题。
再看看我们的“一带一路”。如果“一带一路”走向亚欧板块，我们要出国去建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国外去我们怎么去安排施工环境呢?我们跟周边国家要合作，如果合作不好，那么投资就出现了问题。珍稀的投资资本金和我们的建设团队放到了国外去建设，环境一不好，打烂了坛坛罐罐，怎么能够变成我们的GDP增长份额呢?
所以，中央在制定五年规划思路的时候发现，如果没有全球视野的话，“百里九十半”，未来这“十里路”在任务总量上或者努力的难度上，你才恰恰完成了一半。从我们回顾过去150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设66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五年规划思路不断变化，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不关注国际问题，国内问题就无法完成好”的境地。
二、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试说
我们过去也有国际视野，为什么我把这个五年规划叫做国际视野元年?第一，过去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都是立足于国土来看国际问题，所以“国内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视野。现在，我们要立足于全球，也就是说，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坏有世界示范的意义，所以你要看世界。我们GDP达到了世界第二大的规模，要再增长，资源如何配置，市场如何拓展，包括重大投融资项目如何执行，这时国外的因素和国内的同等重要。第二，我们用“一带一路”的国际视野来比较一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于“一带一路”视野的这种现象。第三，我们讲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华崛起战略。这几个思路综合起来，说明中央制定五年规划的国际视野元年的判断，能比较适当反映这次五年规划制定在国际化方向上的实际。
(一)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
为什么说我们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在世界地图上画两条平行线，我们发现全世界的GDP是100万亿美元，而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是占到90万亿美元以上。那换句话说，全世界的GDP大都发生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而欧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美加墨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区，恰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经济的特点是20世纪车间经济大发展的制造经济。怎么理解呢?可以想象，有一群产业分布在国民经济体系的不同板块之中，在每一个产业里，以核心和战略性企业为主导，周边有中等规模和小微企业与之配套;在每一个时代里，有一个主导产业群和配套产业群，引导着国民经济体系向前走;而国民经济体系其他板块的产业群，跟随它迈进。其生产特征是大量地购买原材料，加工一道或者数道工序，然后把它变成零件、部件、半成品、整装品，再把它卖出去。这种增长方式，我把它叫做车间制造式的增长方式，就是把原料购进来，对原料进行加工、变形、整合，然后做各种各样的细分、拆分、包装，把它形成一个产品卖出去，或者叫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有另外一些特点。第一，对道路基础设施依赖度非常高的。你要是处在交通要道，你会发现你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快。第二，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消耗比较大。
原材料消耗、环境消耗、能源消耗和车间制造规模摊开，这种增长方式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车间经济的依赖，对于工厂设置的要求特别大，但你会发现它对环境考虑并不怎么重视，对能源的考虑并不怎么重视。当然，不重视是说这个经济体的人不考虑这些问题，而是这种生产方式由于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所以要发展，它对环境的伤害、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加大。所以，制造经济越发展，环境和能源的问题就越大。
我们国家在过去30年间发展的时候，恰好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体，随着我们生产能力的扩大，我们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我们生产了40%多的纺织品，我们出口了70%多的家具。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能源、基础原材料上消耗也是非常大的。全世界每年大概生产60多亿吨煤，我国生产30多亿吨煤。所以，这种增长方式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环境和能源的消耗。当我们自己不能完全自给的时候，就得走向世界去寻求。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能转变一下增长方式，节能环保，较少依赖传统能源，更多地寻找新型能源通道;较少破坏环境，而更多地与环境良性互动，让环境变得更宜居，让环境通过自己内生过程进行恢复和补偿。我们在环境和生产方面的变化，在于我们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每个人消费更多的水，消费更多的钢铁，虽然是新增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类别是传统的。如果有了4G的手机，我们在通话方面更方便，我们在手机里面能看移动型的动态画面，那么你在单位时间获得的信息就会更多，这种4G消费原来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叫需求拉动?因为传统需求的优化和新增需求的出现推动经济向前走，而传统的生产相对增加慢一点或者做到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增长方式就转变了。因为我们国家在制成品方面占全世界30%以上的份额，如果我们转变了，恐怕就有一个全球性的示范意义，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转变增长方式就有了一个全球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