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占其全部收入的65.9%，消费支出基本都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很多人除了给家里寄些钱之外没有任何储蓄，成为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应积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的集体协商经验和做法，创造平等协商谈判的法律环境，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选择。”两会期间，委员、代表们关注农民工工资，建议提高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并呼吁尽快完成《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立法，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保持劳动关系的平稳和谐“支招”。
分配机制是劳资争议深层次原因
“2012年起，伴随着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关停并转低端制造业企业的过程，集体劳资争议也持续上升。劳动者的诉求包括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的计算和支付、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缴交等。”王鸿利委员在会上说，“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劳动者在诉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在求有尊严的体面劳动。”
自2005年广东省出现缺工现象以来，近几年劳动用工大省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地也陆续出现用工荒现象。2010年全国各地纷纷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也纷纷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留住员工。由此可见，“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促使农民工工资的提升和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必然结果。
尽管各地每年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农民工目前的低工资模式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形成一个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占其全部收入的65.9%，其中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占总消费支出的79%。他们中43.1%的人除了给家里寄些钱之外没有任何储蓄，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应提高
据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30元。王鸿利委员认为，国际上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按照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修改颁布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的确定可采取比例法、居民恩格尔系数法、比重法等几种方法，其中比例法即明确规定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我市社平工资为6054元，按比例法简单计算，最低工资标准应在2421元至3632元之间，我市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此范围。他说：“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应打破过于偏重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忽视员工社会成长成本的现状。最低工资是一个导向性指标，具有标杆性质，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以促使各个层级的工资水平得到相应提升，从而真正建立起一线产业工人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王同信委员说：“深圳现在不仅缺技工，普工也缺，工资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是有的企业主说我想给工人涨一点工资，但隔壁那个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就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工资的，我涨工资的话人工成本就比别人高啊。因此，政府应该提高全市最低工资标准。”
应尽快完成《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立法
王鸿利委员说，资强劳弱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必需用法律和制度保障劳资力量的平衡。建议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的集体协商经验和做法，在制度上平衡劳资力量，创造平等协商谈判的法律环境，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选择。同时，应当把集体谈判作为社会问题的减压阀，使劳动争议通过集体谈判解决，避免企业劳动争议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建议尽快完成《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的立法。
王军宏委员也建议尽快完成《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立法。他认为，深圳现有技术人才286万，其中高技能人才67万，高技能人才占比23%，低于全国25%的平均水准。根源在于全市工业始终未走出低人力成本的传统发展模式，外来劳务工普遍在企业薪酬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缺乏利益协商机制，工会集体协商在多数企业仍然被抵制或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