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自首，“红通人员”名单再次引起民众关注。据了解，曾是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系第37名归案的“红通人员”，至此，“红通”名单中仍有63人在逃。
这63名在逃“红通人员”都有谁？涉及江苏的又是哪几位？交汇点记者梳理发现，江苏“红通人员”尚有5人在逃，地点涉及美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全国仍有63人在逃，逃亡时间最长的达20年
去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以及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赫然在列。在这100名外逃人员中，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陕西、贵州、甘肃等7省份外，其余内地省份均有涉及。其中，外逃人员最多的是广东，15人；其次为浙江，8人；北京、河北和江苏各以7人并列第三。
如今，通缉令下发一年半有余，战果明显。数据显示，在被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37人归案，其中22人经劝返归案，11人被缉捕，2人被遣返，另有2人因其他原因死亡。
在尚未到案的63名“红通人员”中，虽然许多人员职位并不高，但由于他们处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部门岗位，往往有不少“小官巨贪”的例子，如中行海南分行原行长王黎明，其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把“抢银行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拥有一家银行”的“家贼哲学”变为了实践；再如出逃14年之久的原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铭，其涉嫌挪用公款2700余万元，之后逃往美国、新西兰。据了解，在公布“百名红通”之初，陈兴铭因与原云南省省委书记高严关系亲密，因此也成了最受关注的对象……
另外，在这63名仍在逃“红通人员”中，已有多名人员潜逃时间超过15年，其中最久的则是位列“红通”99号的梁锦文，从1996年11月出逃算起，至今已有20年。公开资料显示，梁锦文是广东人，出逃前曾在珠海市华粤汽配工业有限公司、珠海市华美汽车制动工业有限公司工作，后因涉嫌贪污犯罪被通缉，其逃亡地可能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等地。
“一般而言，潜逃时间越久，追逃的难度越大。”此前，公安部门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江苏已有两名“红通”归案，一人系全国归案首人
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中，涉及江苏的共有7人。而在“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就被缉捕归案，他也是全国第一个归案的“红通”人员。3个月后，原江苏中淮建设集团董事长钱增德也被缉捕归案。
记者了解到，创下全国首个归案“红通”人员的戴学民系安徽蒙城人，曾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后因涉嫌贪污罪被南京市检察院立案。2001年8月，戴学民逃往国外，次年被列为红色通报人员。2015年4月22日，在中纪委公布的“天网”行动全球通缉百名重点人员中，戴学民列在第90号。随后不久，上海边检总站在深入排查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身份信息时，发现一名外逃人员涉嫌变换身份潜回境内。上海市公安局核查后初步确认此人正是外逃人员戴学民。三天后，警方在一个公寓楼内将戴学民抓获。
而江苏另一名落网的外逃“红通人员”钱增德，则是在肯尼亚被缉捕归案。据了解，钱增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外逃后，在多次劝返无效的情况下，江苏省追逃办果断启动境外缉捕方案。2015年7月25日，省追逃办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大使馆和有关国家警方通力协助下，在肯尼亚成功将钱增德缉捕。据检方指控，1995年3月至1999年下半年间，钱增德在担任原淮阴市第三建筑公司经理、江苏中淮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下属工作人员贿赂共计30万元，外逃期间已获得苏丹国籍。
江苏仍有5人在逃，1名女性在列
记者梳理发现，除已归案的二人，江苏目前仍有5名“红通人员”在逃。这5人分别为原中国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峰，原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孙燕，原江苏省交通厅职工刘全洲，原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江苏华罗贸易有限公司等单位实际控制人任标，以及原江阴市升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雪伟。
在这5名在逃“红通人员”中，原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孙燕是唯一一名女性。资料显示，1970年出生的孙燕，曾为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其因涉嫌贪污犯罪被江苏省检察院立案；2001年9月，孙燕逃往新西兰；2004年5月24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孙燕发布红色通缉令。然而，12年过去了，孙艳至今未归案。
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红通人员”，他虽然不在江苏任职，却与江苏有着极大渊源，且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此人正是原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慕阳。百度百科显示，出生于江苏苏州的程慕阳系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2000年9月4日，他因帮父亲的秘书转移赃款，以及与他人共同贪污535万元而外逃加拿大，至今仍未归案。
在逃“红通人员”可能在哪些国家？
据了解，回国自首的“红通一号”杨秀珠曾窜逃多个国家，2014年开始逃往美国。
在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逃往美国的最多，逃往加拿大的次之，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也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以江苏在逃的5名“红通人员”为例，原中国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峰，事发后逃往了泰国；原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工作人员孙燕，事发后逃到了新西兰；原江阴市升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雪伟逃往了美国……而已被缉捕归案的戴学民和钱增德，则一个在事发后逃往美国，另一个逃往苏丹。
那么，这些国家为何会成为外逃人员首选之地？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国没有引渡条约，追逃只能通过替代性措施即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的方式来实现，这给追讨行动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也成为这些“红通人员”赖以生存的屏障。
